前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始终能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条件之下战胜敌军，除了战术指挥灵活、作战风格勇敢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官兵们政治觉悟高。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解放军官兵内部团结一心，官兵平等，相互支援，对外则保持军民一心、军政一致，这些都是解放军长期作战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美德。

图：1958年，贺龙与叶剑英视察北京军区某迫击炮部队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其一，我军官兵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素质偏低，武器装备落后；其二，我军长期进行流动作战，导致官兵们存在较为严重的“游击气息”，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此，彭德怀、罗荣桓等开国元帅煞费苦心，从照搬苏军军事条令到制定中国军队自己的军事条令，走出了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大道。

毛主席提出“五统四性”，彭德怀元帅两次强调

为了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正规化建设，1951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1952年7月12日，毛主席为第一批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高级学员们提出这样的训词：

“与现代化装备相对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为此，首先应该从教育训练上培养军队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些都是建设新中国正规化、现代化部队的重要条件。”

图：毛主席正在与彭德怀谈话

对此当时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主持的彭德怀心中很清楚，要想实施毛主席所期望的“五统四性”，首先就应该贯彻落实新中国成立之后制定的各项军事条令。为此，彭德怀曾经在1954年7月2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化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军队要严格按照军事条令执行，一定要克服现在部队之中出现的军事纪律严重懈怠的行为。”

图：195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

1955年，彭德怀元帅视察辽东军事演习的时候，他第二次强调了全军要严格执行军事条令，他在演习结束时指出：“现在我军虽然在贯彻执行军事条令的问题上有了些许进步，但依然有不少部队的思想麻痹大意，认为现在的军事条令不过只是一个草案，导致在执行条令方面出现很多问题，导致条令执行浮于表面，不予重视，导致部队武器走火和技术责任事故频繁发生，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今后，条令纪律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部队首长的更多重视。”

图：罗荣桓与贺龙、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由于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共同条令草案，大部分都由苏联顾问参与其中，导致条令之中难免会受到苏联建设军队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共同条令草案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曾经起到了一些积极意义。不过，在以苏军顾问意见为模板的条令推行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作用，主要体现为损害了我军官兵的民主权利，削弱了我军官兵平等，团结一心的优良传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不利影响正在迅速扩大。对此，首先察觉出照搬苏军条令问题的是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指出问题所在，彭德怀提出：要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1955年8月1日，罗荣桓元帅在著名的《八一》军事杂志上发表了名为《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理论文章，在文章之中，罗荣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照搬苏军条令的危害性：“如今，在解放军部队建设之中，我军光荣传统正在被削弱，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比如，有些领导同志将‘军队正规化’同‘军事民主’相对立，无法理解两者的辩证统一，因而导致滥用权力，滥用惩戒制度，导致官兵矛盾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我军的光荣传统；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在我军实施官服条令措施和薪金制度之后，发现官兵待遇差距大，由此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错误地认为官兵不能够经常待在一起，导致不少士兵的个人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官兵关系正在疏远。如果这些错误现象无法得到纠正，那么我军官兵就无法做到万众一心。”

图：罗荣桓元帅照

1956年春季，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发现了照搬苏联条令带来的问题。对于苏联顾问在会议上提出下级应该绝对服从上级的问题，彭德怀提出“军事民主”，认为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是互相监督的关系，另一方面，彭德怀还提出一项要求：“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仔细检查过去颁布过的制度和条令，对其中不适合的规定提出意见，以便中央研究决定之后进行修改。”

图：1956年11月，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粟裕检阅空军部队

当时，苏联顾问团的权力还很大，每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研究报告和讲话内容，都要送给苏联顾问团进行参考，彭德怀的这些讲话内容自然引起了苏联顾问团的不满。5月15日，苏联顾问团总顾问同彭德怀元帅会谈，他希望彭德怀能重新给自己讲一讲什么才是中国的“军事民主”。

对此，彭德怀元帅指出：“个人的智慧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历来讲究军事民主，这一做法使得我们领导与群众的智慧相结合，也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为了让苏联总顾问更加了解中国的军事民主，彭德怀拿出了1947年5月自己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战役胜利的例子进行讲解。

1947年4月羊马河战役之后，国民党胡宗南部判断西北野战军主力很有可能在绥德地区集结并且准备东渡黄河，于是胡宗南急忙集结第一战区9个旅的兵力兵分两路向绥德地区猛进，只留下整编第一师167旅和陕西保安第三总队等部队保护国民党的后勤补给基地蟠龙镇，总兵力大约只有7千多人。蟠龙镇地理位置险要，东西两侧皆为高山，南面是平原，国民党守备部队在5公里的战略纵深构筑了各种坚固工事，彭德怀所面临的将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攻坚战。

图：蟠龙战役之中，解放军正在突破敌军阵地

彭德怀在讲述蟠龙攻坚战的时候对苏联总顾问介绍说：“当时二纵司令员王震在前面负责指挥战斗，从5月2日对蟠龙镇发起攻击，到了4日打了两天，可总是没办法打开突破口，我和王胡子就急得不得了。当天下午，我就去王震的指挥所，找来在一线参加攻击的营、连、排战士们，问问他们有什么点子？这时一位小战士就说，其实能够打开缺口，是我们进攻太急了。”

“他建议，我们的部队可以分为几个小的战斗小组，分散突进到敌人阵地手榴弹能扔到的位置掩蔽好。等到敌人手榴弹开始丢的时候，我们就从阵地上顺坡滚下去，消耗敌人的弹药，等到敌人手榴弹打完了，我们就冲上阵地把手榴弹扔到敌人的碉堡和阵地里，这就能够攻占敌人的主阵地了。按照这位小战士的办法，我们终于在当天夜间就攻占了敌人的主阵地，进入蟠龙镇解决了国民党的残余守备部队。”

对此苏联总顾问不置可否：“元帅所言只是发挥创造性而已。”

图：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补充道：“我们的军事民主，还能够表现为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军官，因为我们的官兵都是无产阶级同志。士兵对军事指挥员的信仰是最重要的凝聚力，但信仰也要建立在指战员自己清正廉洁、遵守规章制度的条件之上。”

苏联总顾问冷声说道：“在我们苏联，指战员在战场上履行职责、遵守纪律的情况下，下级和党内都不能提出异议，但事后下级可以提出合理的控诉。”

两人的谈话到最后自然不欢而散。

随着照搬苏军条令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彭德怀，谭政两人代表解放军部队发言，在9月18日的大会发言之中，彭德怀指出：“我们在学习苏军建军的先进经验时，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不能一味照搬。苏联建军的一些经验，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地域条件之下是正确的，但到了新中国可能就不完全是正确甚至不正确，就算是我们自己先前所总结的军队经验，在今后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怎么可以一味生搬硬套呢？”

图：1955年11月，谭政在旅大抗登陆军事演习

在提到借鉴苏军制定的军队条令时，彭德怀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颁布的条令和纪律，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适应我军建设需求的，但也有不少地方没有结合我军光荣的良好传统和历史情况，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伤害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感情，这些错误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纠正。”

1956年11月，彭德怀收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整顿军队基层党支部所提供的汇报材料。在这份汇报材料之中，一些数字和事实让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深感难过和不安：仅仅在1956年，全解放军按照既定条令遭到惩戒的官兵人数就多达10万人，在这其中，被关禁闭的人数就多达3万余人。士兵遭受处罚的原因也着实令人感到忍俊不禁，有些是因为打靶失误，有些是因为讨厌看电影，更有甚至还因为早上不喜欢喝胡辣汤而遭到处罚。

图：1954年春，彭德怀与夫人浦安修、侄女彭钢等游览十三陵

由于部分地方部队官兵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开枪开炮伤人事件也时有发生。彭德怀看到，一份材料之中写道，一位防空炮兵因为不堪忍受上级惩罚，就擅自跑到阵地上开动三七高射炮到处乱打泄气，边打还边对旁边的人说：“让我教训一下你们这些官僚主义者。”这些恶劣事件的发生让彭德怀痛定思痛，他认为这绝对不仅仅是执行条令出现的问题，而是现在的条令本身就存在着很多漏洞，必须马上着手对解放军条令进行大幅度修改。

为编写新中国自己的军队条令，彭德怀两次训斥彭绍辉：骂你也不会记仇

为了尽快修订军队条令，早在中共“八大”期间，彭德怀就已经要求叶剑英主管下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开始草拟编写条令的计划。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对制定新中国自己军队条令的期望：“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你们一定要把我们中国军队自己的条令搞出来。”彭德怀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时任解放军训总部副部长的彭绍辉上将。

图：彭绍辉上将

在编写条令的执行过程之中，彭德怀深深感觉到彭绍辉负责的科学条令部编写人员文化素质不高，信心不足，于是在1957年1月3日、2月14日两次中央军委的例行会议上两次怒骂了彭绍辉。1958年5月，彭德怀在一次高级干部座谈会中对彭绍辉说：“我骂人总是不对的，但我骂你也是有原因的。你当时总是没有信心，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还能搞出啥子条令来？反正骂你也不会记仇嘛。”

彭绍辉只是微笑着听着彭总对自己说这些话，他自然知道彭总骂他也是为他好。早在平江起义的时候，彭绍辉上将就在彭德怀手下任职，风风雨雨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自然不会记彭老总的仇，更何况编写条令也是关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事。

在彭德怀的鞭策和激励之下，彭绍辉率领解放军训总部日夜查阅资料，终于在1957年5月编写出纪律条令草稿并且上报中央军委，彭德怀随即多次召开例行会议，对纪律条令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和考虑。

图：1956年，聂荣臻、彭德怀与叶剑英观看空军飞行表演

一次会议上，彭绍辉向彭德怀汇报：“关于关禁闭这一处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们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彻底取消，另一种主张适当保留，严格限制使用条件。”支持彻底取消的就有叶剑英元帅。经过认真细致的讨论之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根据我党我军的历史来看，早在红军时期的1933年11月就已经彻底取消了禁闭室，从现在禁闭条令对军队的影响情况来看，这种条令对我们并不合适，因此以后也不要再设置禁闭室了。”

经过毛主席批准，新中国编写的新纪律条令首先在1957年8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纪律条令相比于旧的纪律条令修改了很多重要内容，比如旧条令规定“上级首长的命令，下级应无条件地执行”改为“首长的命令部队应该坚决执行，但下级若发现命令之中有不适合执行的地方，可以提出具体建议，但首长没有修改之前，仍应按照原命令执行。确有紧急情况不允许请示时，下级应在不违背首长意图的情况下，灵活机动地完成任务”。除此之外，新的纪律条令明确取消了禁闭制度，并且严禁体罚、变相体罚士兵，增加了“惩戒是维护军队纪律的辅助手段，应奖惩结合”等合理规定。

图：周恩来与彭德怀

除了纪律条令之外，内务条令也是在彭德怀的指导下进行修订的，在此期间彭德怀视察各地，对很多不合理的内务条令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1956年10月31日，彭德怀前往徐州视察，11月2日到达之后，住在新沂县202师师部休息。11月3日清晨，彭德怀在清晨与雷英夫、王焰等随行人员散步，无意之中发现一面墙上的玻璃框之中挂着一段《军人宣誓用词》：“我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为忠勇机智、严守纪律、遵守条令、条例、服从命令的军人，为了保卫祖国，不惜牺牲一切。”

彭德怀立刻指着这句话对雷英夫和王焰说：“军人宣誓用词出自《内务条例》，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要修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是哪一个人领导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将来毛主席去世了怎么办？所以这句誓词一定要修改。”

图：1958年4月，彭德怀在外地视察

在以往苏军的内务条令之中，军旗对于每支部队来说都是神圣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来的内务条令对军旗的保护作了严格的规定，军旗都设有专门的卫兵保护。1956年11月3日，彭德怀视察202师军旗室的时候，发现为了保护军旗，室内通宵灯火通明，并且还站着一位卫兵日夜守护，当即认为没有必要，浪费资源，于是在修改内务条令的时候取消了军旗保管的相关制度。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军内务条令之中又将军旗条令重新恢复，只不过大幅降低了保管军旗的繁琐制度，使得保护军旗变得简便易行起来，不再那么铺张浪费了。1957年10月24日，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新的新内务条令正式颁布。

为了加快其他条令的修改进度，确保以后军队条令的修改有高素质人才的参与，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叶剑英担任院长和政府，宋时轮、彭绍辉负责院内具体工作，原解放军训总部下的科学条令部全部转移到军事科学院，归叶剑英管理。

图：1958年3月15日，叶剑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大会上讲话

随着1958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颁布修改后的队列条令，我军自主编写的各项条令基本得以完成，彭德怀元帅为新中国编写颁发自己的军队条令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摆脱了传统苏联军队条令的桎梏，以新的军队条令维护军队纪律、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风采，新条令的颁布为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铺平了一条康庄大道。